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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彭真主持六届全国人大工作

2015-08-06 10:17:0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编辑:王艳鹏 责任编辑:马东良

原标题:回忆彭真主持六届全国人大工作

1986年4月2日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彭真对此非常重视。他在1986年4月18日委员长会议上就关于如何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先读了一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然后说:“回顾一下历史经验有好处,从1906年清朝政府就提出《强迫教育章程》,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提出普及教育或义务教育,都成为官样文章。它们是反动的腐朽的政府,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倒了敌人,取得了政权,情况就不同了。人民掌握了政权后抓什么?两件大事,一是生产、一是教育。这两件事抓不好,搞什么四化,是化不了的!抓生产很重要,生产搞不好不行,不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是空话!我们提倡艰苦奋斗搞好生产。在抓生产的同时,还有一条就是抓教育。列宁有句话,大意是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不搞好教育,文盲那么多,怎么搞四化?生产和教育是两项最基本的工作!”

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经全国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颁布了。法有了,就要认真抓落实,不说空话,要实打实,一定要认真抓上去。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议会大厦的建设可以缓办,可大可小。能源、交通、原材料必须搞,义务教育也必须搞。搞普及义务教育,不是挤大专院校,大专院校也有困难。要在别的方面挤钱搞普及义务教育。大专院校是搞提高的,没有提高四化也搞不成——孤零零地办大学也不行。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很大而钱很少,不解决会不会也有使义务教育法落空的危险?!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要中央和地方共同下决心,一个是中央下大决心,一个是地方下大决心。不要看不起地方,不把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行!地方财力相当大,中央和地方各占一半。有些地方学校有危房,群众开个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解决了。总之,义务教育法通过了,就要抓落实,一定要抓好。”根据彭真的讲话,委员长会议作出了宣传学习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决定。

根据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人大办公厅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参加,并通知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参加,组成大型工作团,分别到发达、中间、落后3类地区开展对义务教育法的宣传与组织实施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对发达(江苏省)、中间(湖南省)、落后(四川省)3类不同地区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地方办学条件很差,许多地方是“黑屋子,土台子,有雨变成泥孩子”,存在大量危房,每年都有危房倒塌砸死教师和学生的事件发生。1980年因危房倒塌而伤亡师生921人,其中死亡62人,重伤305人。除办学条件差外,合格教师缺乏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村地区公办教师很少,大量是民办教师,大多是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们将调查情况向委员长会议汇报,并把拍摄到的孩子们在简陋的教室中趴在地上上课的照片送给委员长看。彭真看了,唏嘘不已,他深感落实义务教育法的任务十分艰巨。他提出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协同国家教委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抓好义务教育法的落实。要以县为单位,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制定实施规划。要在普及好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根据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初中教育;切勿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的虚假普及,彭真并提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大检查,促使义务教育扎扎实实地健康发展。

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加强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当时师范教育非常薄弱,各地只重视重点中学的建设,不大重视师范教育,许多师范学校办学条件比重点中学差得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不少常务委员指出,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关键是培养和提供足够的合格的师资队伍,因而提出“国家应增拨专项经费用于加强师范教育的议案”,要求国家划拨15亿专款。这个议案得到了广大常委的支持,有54位常委在议案上签名。彭真看到这个议案后,认为提出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的、是十分合理的。他让王任重副委员长给国务院总理打电话,请加以考虑。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说,国家财政预算比较紧张,增拨15亿专款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办?如果将议案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那一定会通过,这样等于强加于国务院,形成了僵局不好。如果撤消这个议案,这么多人大常委提出的合理议案竟不能成立,这是违背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程序的。彭真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我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林召集提案人开会商量,提出暂且缓议的意见,得到提案人同意,这就给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周转时间。会后彭真仍让王任重和财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波继续与国务院领导商讨解决办法。彭真还亲自出马找赵紫阳商谈,说明这个议案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为了使国家通过的《义务教育法》不落空。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同意由国务院拨出13亿专款。在下一次人大常委会议上,通过了国家增拨13亿专款,用以加强师范教育的议案。彭真在充分肯定众多常委提出这个议案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得到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同时,也给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各省市区人大常委负责同志讲明,增加教育投入不能完全依靠中央,要发挥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下一齐动手,中央带了头,地方也要拿出钱来,共同加强师范教育。在中央划出13亿专款的带动下,有的省按中央拨款和地方拨款一对一的比例投入。师范教育得到了加强,解决了落实义务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

彭真也十分关心改善办学条件的问题。普及教育法任务重,而钱却很少,这是他经常挂在心上的一个大问题。我国教育经过十年动乱,受到很大的破坏,办学条件很差,存在大量危房,教学设备多是一扫而空,欠账太多。随着教育的发展,旧账未还又欠新账,教育投入不足成为突出问题。一个时期教育投入的增长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随着教育的发展,入学人数的增加,每个学生的生均公用费逐年下降。教育部提出解决“一无两有”(一无是没有危房,两有是有教室、有课桌凳)。有的地方采取了“三股劲拧成一股绳”的办法,解决了危房问题(即国家解决一点,群众负担一点、勤工俭学解决一点)。山东省临沂地区、沂蒙山区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群众出工打石头、修校舍,解决了“一无两有、三配套”。全国推广了山东临沂地区的经验后,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完全依靠国家很难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做到了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能因此而减少。

在1985年4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讲到:常委会听取了教育部长何东昌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当时国家教委尚未成立),委员们指出:培养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教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我们应看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步增加教育经费,做到与财政支出同步增长或者有较多的增长,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积极改革教育制度。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在审议国务院提出的国家财政预算报告时,许多代表对教育经费的增长低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有意见,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参加审议中认为,财政虽有困难,但教育经费的增长不应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随着教育的发展,入学人数的增加,生均公用费也应增加。在主席团会议上,我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会提出了修改预算报告的建议案。彭真非常重视,当即宣布暂缓通过,由王任重协同我找财政部研究修改预算的问题。王任重对我说,紫阳对提出修改预算案很有意见,说国家财政困难情况张承先不是不知道,为何还提出这样的修改预算意见。但国务院最终还是按照人大审议意见修改了预算报告,提出教育经费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国家财政预算报告修改后人大方予以通过。这就开了国务院提出的财政预算报告经过全国人大审议修改后才能通过的先河。这就为教育经费必须实现“两个增长”奠定了法律基础。

教育经费即使实现“两个增长”还是有很大困难。我找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波研究解决问题的出路。吴波说,根本上要从税收方面想办法解决经费来源的问题,除农业税增加教育附加费外,还要在三税(生产税、增值税、营业税)中增加教育附加费。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提出增加教育附加费的议案,这个议案转到国务院后,得到了同意。1986年4月28日国务院发布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提出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1%,这就使教育经费又有了一个可靠的来源。

在彭真的主持下,六届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对落实义务教育法,普及教育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国务院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部门感到人大确实发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遇到困难就找人大,希望取得人大的支持。有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唐敖庆教授,因国拨基金有两亿缺口,有些重要项目安排不下来,就找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汇报情况,要求支持加以解决。教科文卫委员会下去检查工作,发现农村合作医疗组织解体后,农民治病遇到困难,出现因病致贫的情况。全国人大就此发出简报,卫生部立即派人下去调查,研究如何恢复农村合作医疗组织问题。

总之,六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工作比较活跃,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与彭真的重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参加六届全国人大工作,接触到许多实际问题的处理,譬如制定矿产资源保护法,纠正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有水快流”的错误指导方针。再如对维护人大依法履行职权,任免干部问题。我们下去视察工作,发现有的省对提请人大任命的干部没有被通过就指责人大,甚至发出“党大还是法大”、不能“以法压党”的错误言论。彭真维护宪法的尊严,严肃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但我们的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不能有半点的含糊。但也必须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党必须领导人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党组织一切活动都不能违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在1986年4月2日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有一段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在法律监督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支持和监督一些违犯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例如:在选举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不尊重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民主权利,不尊重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对依法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由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干部,未履行法律程序就由上级机关直接任命或对外公布;任意调动经过选举产生的县、乡、镇干部,并且没有依法律程序任免;有的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对提请任命的人未予批准竟受到指责,对这些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常委会要求有关地方作出必要的处理”。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处理,使我深深感到,把人大看成“橡皮图章”的做法再也不允许发生了。六届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在彭真委员长主持下确实维护了宪法的尊严,发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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